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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正确反映出党在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规律，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发现这一客观真理，给全党同志及时敲响了警钟，原因固然很多，既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但是，不可否认，与毛泽东的自身素质条件有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br>
一、对李自成起义失败原因的深刻认识是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第一个主体条件。<br>
毛泽东一生酷爱中国历史，并有很深的造诣。他阅读了大量的历史书籍，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对历史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理解：“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主张以史为鉴，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个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他尤其注重对中国古代农民起义进行研究，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用来指导革命。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列举了若干具有代表意义的农民起义：“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br>
在众多的农民起义中，他研究得最多、最深刻的是李白成起义。早在1926年，毛泽东给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卜课时就提到：“当时陕省大饥，自成乘机而起，至山西、张家口、南口、木土堡等处，后至北京，卒为清兵所败……后被三桂引清兵入关，追至无路可走。这可见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不过他们的举动，多为暴动，以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1944年，毛泽东仔细地研读了陕西米脂人李健侯所写的关于李白成起义的长篇历史小说<永昌演义》，不但指出了书中的具体缺点，还写信问候作者。为了克服党内因抗战胜利而产生的骄傲情绪，1944年5月20日毛泽东提出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学习材料，“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是毛泽东用古代农民起义经验教训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典型例证。<br>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人员，由西柏坡出发，前往北平。临上车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说：“走，进京赶考去!”周恩来会意地回答：“我们应当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反映出毛泽东对李自成起义因为骄傲自满，放弃艰苦奋斗而导致失败的教训，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并且以其为借鉴指导革命。<br>
二、对我党因为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而付出惨痛代价所做的深刻总结，是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第二个主体条件。<br>
做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毛泽东经历了革命大潮的起起落落，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有着最准确的认识。1944年4月12日，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0年。红军利用蒋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白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这段论述中，毛泽东对我党历史上几次较大挫折进行了深刻分析，并且得出结论：骄傲自满、不求上进、不坚持艰苦奋斗是革命失败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如果全党在革命高潮时期，在胜利面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够谦虚谨慎，那么中国革命就会少走弯路少受损失。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胜利的反而就是失败，骄傲就是两者转化的重要条件。毛泽东亲身经历了上述事件，对此有着非同一般的领悟。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为了让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两个务必”。<br>
三、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思想，是他提出“两个务必”的第三个主体条件。<br>
中国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极度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反动势力十分强大，长期占据中心城市，革命力量只能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村才能发展。这就决定了我党必须长期战斗在物质十分匮乏的偏远农村，同时处于强大敌人的残酷围剿之中。在这种独特的客观环境下，党只有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将革命引向成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是毛泽东从井岗山时期开始培育起来的。井岗山根据地地处山区，交通极不发达，经济落后，群众生活贫困，红军后勤供给十分艰难，毛泽东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面对这种艰苦环境，毛泽东和红军指战员所持的态度是：“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这是毛泽东艰苦奋斗思想的萌芽时期。为了建设一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在1929年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中，深刻批判了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尤其是：“不愿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 “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的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再次批判了不愿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的不正确思想。1934年1月，在江西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这是毛泽东艰苦奋斗思想在国家财政方面的具体体现。在长征途中，红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艰难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终于取得了胜利。毛泽东用壮丽的诗篇对这种伟大精神进行了高度的概括：“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艰苦奋斗思想逐渐走向成熟成为领导人民克敌制胜的法宝。四十年代初，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日本侵略者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再加上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战胜经济困难，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毛泽东发表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 《组织起来》等文章，指明了领导解放区生产运动的方针政策，并且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身先士卒，带头开荒种地和学习纺纱。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也都以身做则，边区留守兵团各部队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主力，尤其是三五几旅把往日野狼成群、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边区党和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战胜了严重困难和强大的敌人。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多次到抗大讲课，他讲政治、讲经济、讲军事、讲历史，艰苦奋斗是他讲得最多的话题之一，使来自大后方抗日根据地的革命青年受到极大的教育与鼓舞。后来，艰苦奋斗成为抗大校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深刻阐述了艰苦奋斗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并且在当时的陕北红军大学作过讲演。毛泽东把艰苦奋斗作风提高到党的历史经验高度在全党大力提倡，成为其建党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革命胜利后，靠什么巩固政权，靠什么保持无产阶级政党本色，事关党的生死存亡。毛泽东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艰苦奋斗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了号召。<br>
毛泽东谦虚谨慎思想是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而逐渐发展，逐渐走向成熟，最终成为“两个务必”内容之一。<br>
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注意培养红军干部谦虚谨慎的作风。他经常批评某些官兵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的不良倾向。1937年7月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从哲学的高度对谦虚谨慎进行了精辟的论述：“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人到是其反而——诚实和谦虚的态度。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夺取抗战胜利，毛泽东教导每个共产党要刻苦读书，认真研究中国抗战实际情况。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统一战线的形成，团结党外人士投入抗战成为中共的主要 任务。毛泽东把谦虚谨慎确定为处理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关系的指导思想之一。1941 年11月6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别人说得对 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毛泽东谦虚谨慎，胸怀若谷的风范跃然纸上。<br>
毛泽东谦虚谨慎思想真正走向成熟是在七大前后。当时抗战接近胜利，党内骄 傲情绪有所抬头。1945年4月21日，在《七大工作方针》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我们有九十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打麻雀战；我们根据地有九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强大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如象没有一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保持谦虚。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就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我们要英勇奋斗，但又要谦虚谨慎。历史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过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三十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在这一大段的论述中，毛泽东从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我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骄傲与急躁的辩证关系等方面，多角度地论述了保持谦虚谨慎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为七大的胜利召开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七大的开幕式上做了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讲演：“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谦虚谨慎的号召，把坚持谦虚谨慎确定为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进而建设新中国的重要方针。在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进行了尖锐批评，他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党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毛泽东再次重申了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才能加强党内、党外团结，战胜敌人的方针，为抗战指明了方向。<br>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毛泽东谦虚谨慎思想不断成熟，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成为“两个务必”的重要内容之一，被提高到事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向全党提出号召，这是毛泽东谦虚谨慎思想发展的必然结论。<br>
四、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是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第四个主体条件。<br>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包括以下几方面：以中国最广大人民为价值主体；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价值取向；以人民利益和人民好恶为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以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社会实践为价值标准的社会形式。这一系统价值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其核心内容就是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br>
这一理论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胜利面前必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好恶是中国共党的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哲学基础。这些决定了党永远是人民的小学生，人民永远是党的先生。毛泽东曾明确地指出：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拜人民群众为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这种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是党与人民群众的本质联系，无论在什么形势下，都是万古不变的真理。在我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前夕，毛泽东科学地预见到：“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可能生长。”这种骄傲自满倾向必然导致某些干部居功自傲，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独断专行，不把群众放在眼里，从而产生官僚主义，造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老爷，最后导致政息人亡。因此，毛泽东及时向全党提出必须保持住命战争年代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不断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br>
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毛泽东的价值观中人民是主体，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取向，以人民群众的三项社会实践为价值标准的社会形式。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的足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革命胜利归功于人民群众，共产党除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外没有任何私利，革命成功决不是贪图享乐的资本，而是给党提出了更加伟大艰巨的历史使命，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就要求党必须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克服那种“因为胜利……，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应该保持战争年代那种奋斗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为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做好思想准备。<br>
上述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全部主体条件。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借鉴是“两个务必”的历史渊源；对我党所遭受挫折 的深刻总结是“两个务必"的实践基础；毛泽东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思想是“两个务必”的直接理论来源：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是“两个务必”的价值理念。<br>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坚持“两个务必”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怎样把这一优良作风坚持下去并且发扬光大，我们从毛泽东身上可以得到深刻的启示：一定要加强每个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对“两个务必”科学性、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深刻认识：加强对党的历史的学习；不断加强马列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 改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和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开拓进取、奋发图强，不断取得新的胜利。<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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