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最高决策人，也是新中国对外方针的主要奠基&nbsp; 者。毛泽东关于中国外交的论述，体现了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主权思想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内无民权、外无主权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抗争。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中国无主权的历史。毛泽东的主权思想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国情与国际社会的现实，促进了中国国家主权的维护和巩固，奠定了中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在一个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国际社会，要维护中国的主权、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就必须深刻领会毛泽东的主权思想的深刻内涵。<br>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在国内，敌视新生力量的反动阶级和反对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势力也想反攻大陆；在外部，新中国的成立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失败，也是其战后推行全球扩张战略的重大挫折，所以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态度，从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几方面对中国进行封锁包围，孤立中国。50年代，美国对朝鲜的入侵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的危险；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两国边境的严重对峙；同时，中印边境冲突升级，台湾海峡局势紧张，威胁到我国的安全环境。在这种国内外历史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了以捍卫国家独立为主线的国家主权思想。<br>
    一、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br>
    “和平共处”最早是由列宁提出来的，但由于当时客观和主观条件的限制，列宁生前没有阐明和平共处的具体内容和完整的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指导中国外交工作的过程中，将和平共处原则进一步科学化和系统化，使之有了明确的内涵，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不仅用来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用来处理与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阐述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时，曾多次提出类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某些说法。1945年，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表述为：“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及的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后来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内容。<br>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中印就西藏地方问题进行谈判时，指出了新中国成立后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此后，这五项原则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在1954年的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把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1955年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又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形成了完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br>
    国家无论大小都应平等相等国家之间的平等相等，是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要条件。因此，毛泽东坚决主张，国家无论大小都应平等相等。毛泽东认为：“所谓大国小国只是一种心理状态，大国小国应该平等相待。”他指出，那种认为“大国是不好惹的，小国是可以随便欺侮的&quot;论调是“绝没有道理的”。毛泽东坚决反对某些大国、强国倚仗实力欺压弱小民族的做法，同时也反对某些大国在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内”搞所谓的“有限主权论”，他曾在多种场合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进行抨击，并热情鼓励弱小国家的领导人要消除对大国的恐惧心理，勇于同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做斗争。<br>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不仅为中国与周边新兴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平等独立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为相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和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原则基础。五项原则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具有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意义。五项原则中，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核心，这极大地丰富了国际法和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国家主权原则。随着国际交往的普遍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并被写进了国际法的有关文书，成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原则。<br>
    二、制定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出发点。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国人民百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夙愿。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引进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去，从根本上划清了与旧中国半殖民地屈辱外交的界线，从而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础。<br>
    毛泽东在建国之前提出的一系列外交主张中始终如一的主线就是独立自主原则。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对帝国主义阵营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的局势，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外交主张，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坚强决心。1949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上特意写到，“不允许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的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1949年9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充分吸收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观点，对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做出了规定，其根本立场和出发点就是捍卫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事业，在相互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br>
    为了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及其反动影响，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主张。<br>
    “另起炉灶&quot;是指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是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毛泽东指出：“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针对历史上有的国家在独立后将旧的外交关系继承下来，这样很快得到外国的承认的做法，周恩来说：“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坚决断绝一切旧的外交关系，“这是一百年多年来旧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为了表示外交上的严肃性，新政府提出了“建交要经过谈判的手续。我们要看看人家是不是真正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不承认一切旧的外交关系，结束了中国一百年来的屈辱外交，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创了独立自主的中国外交。<br>
    从19世纪中叶起，西方列强相继入侵中国，强迫当时的中央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条约，在中国攫取了大量的特权，通过不平等条约掠夺了大量的领土和赔款、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和驻军权。所有这些都使中国成为一个无主权和半主权的国家。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周恩来也指出：“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为了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新中国彻底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br>
    “一边倒”是倒向社会主义的一边，在当时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国际环境下，新中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内，将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放在首位。<br>
    在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先后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一部分的发达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新中国的形象，同时为国内的经济建设争取到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当然，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是在结盟基础上的独立自主，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和封闭性，经历了一个从结盟的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独立自主、从不自觉的独立自主到自觉的独立自主的过程，这种情形在80年代初由于邓小平提出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才有了彻底的改变。<br>
    三、初步阐释祖国统一的构想<br>
    关于台湾问题，毛泽东在台湾问题上的思路是有三个基本点，一是毛泽东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的统一问题。二是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不能完全放弃武力方式。三是台湾问题既是国内问题又是国际问题。毛泽东历来坚决反对美国制造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反对外国霸占和控制台湾，主张解决台湾问题要两手准备。他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一定要解放台湾，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用和平的方法，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关于香港和澳门问题，毛泽东多次谈到，中国不承认外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的时候通过谈判予以解决，在未解决之前，应维持现状。1957年，周恩来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同英国前首相爱德华&#8226;希思谈到，“你们剩下_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这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由此表明了中国方面在香港问题上是有充分的耐心的。当然，有耐心不等于无能为力，中国时刻关注着香港问题的动态，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组织来干涉香港问题的解决。中国政府坚决维护对香港、澳门的主权，但解决问题要等待时机成熟。<br>
    与毛泽东等人解决香港问题的思路相比，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继续坚持了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台湾最终以何种方式与祖国大陆统一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务，中国人民不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权力的原则立场，同时在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构想时更侧重和强调使用和平的方式。如果说毛泽东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是以武力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但不放弃和平解决该问题的可能性，那么邓小平的思路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但明确表示若台湾宣布独立或有外国入侵，中国一定会使用武力。<br>
    在这些纲领和原则的指导下，新中国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国内，新中国致力于收回自己的主权，力争早日实现领土的统一。中国同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进行了斗争；中国收回了西方在华政治和经济特权，彻底恢复了自己的独立和主权，而且对美国等敌视新中国的国家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政策：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与新兴的亚非拉民族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20世纪70年代，由于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毛泽东在“三个世界”理论的指导下，把维护国家主权的重心放在与作为第一世界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上，把苏联作为对中国的首要威胁，并且与发展中国家一道进行了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br>
    当然，这时在主权问题上，我们总是以封闭和被动的主权战略来维护主权，&nbsp; 特别是在坚持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时，往往把维护主权与发展对外经贸往来对立&nbsp; 起来，这种局面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从根本上得到改变。<br>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了毛泽东的主权想，提出在坚持国家主权的同时，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始终强调维护国家主权的核心和宗旨是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为加速我国经济发展服务。维护主权的本身不是目的，而应该利用主权政策创造的机会和条件增进自己的国家利益。江泽民根据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国际背景的变化，提出以综合安全观为核心的主权思想。邓小平的以国权和“一国两制”为特点的主权思想以及江泽民以综合安全观为特点的主权思想体现了募噬缁岬男卤浠椭泄碌睦啡挝竦氖贝螅嵌悦蠖魅ㄋ枷氲目蒲Ъ坛杏敕⒄梗庑┲魅ㄋ枷氲奶岢黾捌湓擞梦抟苫嵩銮?1世纪中国维护主权的能力，提高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增强，一些敌视中国的势力依然奉行“西化”、“分化”的政策，利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和经贸问题等干涉我国内政，对我国进行牵制。因此，在对外交往中，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高度的原则性，在涉及原则利益的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妥协、退让。另一方面，又要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积极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毛泽东的主权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制定合理的外交政策和发展对外交往，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巨大的借鉴意义。<br>
    作者简介：谢晓娟，女，生于1964，辽宁阜新人，辽宁大学马列德育教研部，副教授，法学博士，从事中国外交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