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科学论断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江泽民同志在人类历史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发展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即将开始在更深层次上的展开,社会主义事业面临机遇和曲折,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伟大的历史跨越的关键历史时期,在长期研究,敏锐地洞察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经深思熟虑而提出的。它的提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所概括的那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造性地运用它们分析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br>
一、着眼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长远性、历史性发展<br>
从深层的蕴意来看,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是站在人类社会历史的高度,着眼于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长远性、历史性发展而提出的。<br>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构成社会形态,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一个独立完整的社会形态都既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形态,又是一个发育充分的、自成一体的文化形态。在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生产的发展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伴随这个过程,不同社会制度下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以代表当时人类最先进文化的文明成果作为文明的基础和文明的标志,没有文化的巨大发展,就不会有文明的存在。纵观人类历史,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每个社会形态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人类文明的质的飞跃,不仅有其特定的生产方式,而且有其特定的文化形态,包括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和社会习俗等,构成这一特定时代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并进一步推动文明的进步。可以说,如果没有流芳百世的古希腊神话和传说,没有古希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完美结合的雕塑、戏剧和建筑艺术,没有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阿基米德这些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就不会有光辉灿烂的古典文明和繁荣发达的古希腊罗马典型奴隶制社会。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也绝不是仅凭“船坚炮利”,如果没有欧洲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兴起,没有启蒙运动所提倡的理性和科学,没有达·芬奇、萨士比亚、卢梭、黑格尔、梵高、贝多芬、列夫·托尔斯泰,就不会有强大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文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文化形态,进一步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资本主义最后战胜封建主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和思想武器,并一度以其文化的优势在世界上牢固树立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统治地位。<br>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是人类历史上最发达的社会形态,无论在生产力上,还是在文化形态上,都应该创造出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灿烂的文明成就。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社会主义仅仅意味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既是一个经济的形态,又是一个区别于并高于以往任何社会的文化的形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不仅是生产力和经济的较量,而且也是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乃至不同文明的较量,在当今世界,文化已经成为政治斗争、国际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只有经济的发展而没有体现着自己特点并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文化形态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巨大的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就将丧失政治优势和政治影响力,沦为其它社会形态的附属品和延伸物,而不会成为一个完整独立的、先进的社会形态。<br>
社会主义事业虽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上百年中虽经历了几次的发展创新,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述,到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革命导师和理论家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日趋完善;在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但是,相比之下,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发展潜力还远未发挥出来,目前还是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在世界上并存的时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还没有做到在吸收人类文明的基础上闪现出最生动、最活跃、最具魅力的文明火化,赋予人类无尽灵感和创造力,成为新的人类智慧之源,并对全人类哲学、科学、文学、艺术、法学、道德伦理等方面的进化,以及人类文明的全方位进步产生强大的推动力。<br>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的改革开放首次把社会主义的发展推到新的历史高度。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意义超出了某一国家的范围,具有了世界性、历史性的含义,江泽民关于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论述,正是着眼于社会主义事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长远性、历史性的发展。中国不仅面临着要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生产力的艰巨任务,而且,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也承担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使社会主义文化在人类历史上焕发出夺目的异彩,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任务。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并打下了扎实的根基。作为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首次把发展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列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之一,提出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基本内容,发展教育科学文化,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必须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发扬优良的革命传统,唱响和弘扬主旋律,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繁荣学术和文艺,提倡文化精品和高雅艺术,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要繁荣和发展中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事业,塑造社会共同理想、主导价值,弘扬民族精神;要努力继承和发杨中华民族的一切优良的文化传统,并“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努力繁荣先进文化,把亿万人民紧紧吸引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旗帜下。” 这些重要思想和论述,是应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需要,站在整个社会主义形态的历史高度上,着眼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而提出的,反映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文化视野的开扩。“代表先进文化”思想的提出具有深沉的历史感和深厚的底蕴。<br>
二、着眼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br>
胡锦涛同志讲:“马克思主义坚持从社会物质生产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解释世界,把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前进最活跃、最革命的力量,认为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br>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的进行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原有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充满生机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各方面的体制。在前期的改革中,我们通过打破“大锅饭”,实行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生产力得到了初步的解放;通过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生产力进一步提高;通过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吸收借鉴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扩大了国际经济交往,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这些矛盾和问题虽然出现在经济的层面和领域,但是却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有些是由于传统文化的积淀,而有些则是由于转轨时期价值真空的存在而造成的新问题。比如竞争中的道德失范和交易中的诚信危机问题;社会生活中的腐化堕落、钱权交易、道德败坏等问题;传统的平均主义弊端在某些领域还存在,而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意识、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却又从另一个角度冲击着传统美德,文化价值观出现冲突、对立和危机。对于一个从传统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国家来说,文化的冲突和特定时期的价值观危机是必然的,正确处理好转型时期的文化冲突和文化整合,会促进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反之,则可能遇到较大的挫折,南美等发展中国家曲折的发展道路就是明显的例子。因而,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造成社会生活、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等领域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要求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而存在。只有高度重视发展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整合与文化调节机制,才会推动改革的深入发展,才会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长远性、历史性发展提供内驱力。<br>
发展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生产力向纵深发展具有以下两方面意义:
一方面,文化对建立市场机制具有促进作用,即通过文化的创新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树立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社会道德理想和民主法制思想,培养市场活动中的主体意识和平等、正义的市场交易原则,形成真正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市场经济社会的进取机制和动力机制。市场机制不仅仅是经济机制,也应该是一种文化机制,它的建立是文化和文明进步的结果,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依赖于不同类型的文化调节机制。现代市场经济产生于西方,作为“内生早发型”市场经济,它的建立是当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进化的产物。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构筑了以自由、平等、人权为核心的政治法律体系,提出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契约、三权分立、共和政体等一系列新型政治理念,又从感性主义的人性论出发,论证了道德的功利原则、利己原则和博爱原则,构筑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新秩序。这些社会科学成果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建立具有重大意义:打破封建特权垄断,提供平等机遇,形成市场竞争机制;树立自由平等、诚实守信的市场经济社会的社会正义观念;鼓励普通人们去大胆追求物质利益,追求个人幸福,从而为市场经济注入了活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巨大发展,因为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中的市场经济机制拿到中国后必然有一个适应性问题,我们必须扎实地研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的发生和发展规律,解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全局性、战略性、深层次问题,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劳动和劳动价值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和分配规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自觉把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文化和理论的创新推动体制创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没有理论创新的民族不可能成为强盛的民族。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br>
另一方面,发展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意义也在于它对市场经济机制的文化制约。市场经济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社会个体带来自由发展、平等竞争的同时,也有不择手段、藏污纳垢的一面。 它无坚不摧、无孔不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如果没有一种可以对其进行制约的道德和文化的调节制约系统,而放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导致竞争秩序的混乱,卑鄙手段的运用;导致社会生活中鄙视劳动,鄙视劳动者,崇尚投机的恶习。道德失范会造成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恶性蔓延,会腐蚀社会肌体,引起政府官员贪污受贿、腐化堕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平等的竞争机制遭破坏,“黄色经济”、“黑色经济”泛滥,市场经济畸形发展。因此,在以现实的功利观念和利益机制鼓励竞争、实行优胜劣汰,并以法律进行约束的同时,也需要以德治国,对人性进行有力的道德约束。“文”与“德”是相伴相生、互相影响的,高尚的道德文明来自于伟大的人文精神,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用社会主义的人文精神来烘托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只有具备崇高的社会道德文化理想的民族,才会干成大事业,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五千年文明绵延不断的典型东方文明类型国家。作为一个在世界上拥有最庞大的人口资源和辽阔地域的国家,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必然要伴随着一场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诚实守信为重点,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教育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从而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以文化不断创新和道德文明的高度进步来完成接受市场经济的文化准备。<br>
世纪之交,在中国的改革大业和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历史时期,江泽民同志站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高度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内在联系,体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着眼于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客观进程,适时准确地把握住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时机,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指明了继续前进的道路,也为人类历史上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指出了一条道路。<br>
三、着眼于中国文化复兴以及对于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伟大贡献<br>
人类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世界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然而就在这种全球化的浪潮中,人类文明却在经历着一轮新的蜕变过程。<br>
曾作为历史前进火车头的西方出现了“发展性的危机”:传统价值观念崩溃,“理想主义已被现实主义所取代”,享乐主义、悲观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盛行,“西方社会病”的普遍蔓延,工业文明时代人的异化,现代化的贫困,巨大的物质进步却没有带来幸福的增长。启蒙运动以来一直高扬的“人的至上性”和“理性的工具性”两面旗帜是构成现代主义哲学的基本要素,然而以基督教道德理想为依托的价值体系崩溃后,现代主义便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科学技术在使人类摆脱自然的奴役的同时,也将自身的思维方式、操作方式强加于人类精神领域,商品和金钱代替一切价值标准而成为裁判一切终极标准,深邃的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丧失了存在的依据,“理性”从工具变成了左右人的至高无上的力量。伴随这个过程,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便不断出现文化的震荡和社会的震荡,如社会思潮泛滥,吸毒和犯罪加剧、邪教组织猖獗、“无约束的自我”恶性发展等。后现代主义企图通过对人们感觉方式的革命而对社会结构加以改革,以反文化的方式进行“颠覆”与“解构”,而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多少文化建树,也并没有为人类找到一条精神救赎之路。从文化形态史学家斯宾格勒预言“西方的没落”,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业文明时代人的异化的分析,再到罗马俱乐部提出“增长的极限”,许多西方社会学者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危机进行了不懈的揭示和批判,现当代西方的发展理论和后发展理论也不断尝试从解决问题入手来使人类的发展摆脱困境,但问题越解决越多,而解决的方法又普遍地相互矛盾和缺乏可操作性,表明在古希腊文明和古代希伯来民族传统文化的温床上孕育发展而来的西方文化,经过近代轰轰烈烈的发展,到当代已是昨日黄花,西方式的现代化乃至整个西方文明遇到了总体困境。“发展性的危机”对于后发展国家(Late Developing County)来说同样存在,由于资本主义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强烈示范性,大多数后发展国家选择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即把注意力集中在市场经济、科学技术、人均GNP上,但是却没有同时注意到精神文明建设,结果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生态危机、两极分化、传统价值崩溃、战乱频仍、恐怖主义盛行,被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事实向我们昭示了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所潜藏的巨大危机,一度由西方领衔的世界文明,而今已丧失了勃勃生机,并出现衰落的先兆。<br>
二十一世纪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一页。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有着自己宝贵的文化遗产,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主要由孔子所倡导的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这一精神信念蕴含着无穷的力量,闪耀着东方智慧的火花,所蕴藏的永恒价值不仅照亮了历史的时空,而且伴和着现代化的高亢旋律焕发出迷人的光彩。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的智慧和力量不仅哺育了一个伟大民族,而且启迪着世界上所有关注幸福的人们,它像浩瀚的长江一样,源远流长,奔流不息。1840年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从此,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开始了英勇的革命斗争,也开始了中华新时代主体精神的建构过程。在革命斗争中,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列主义,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近一个世纪的革命运动孕育出的光荣的革命斗争精神和优良的革命道德传统,成为中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建国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艰苦创业,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在志气恢宏的创业奋斗中,诞生了“扇司瘛薄ⅰ袄追婢瘛薄ⅰ傲降恍蔷瘛薄8母锟乓岳矗樗孀胖形魑幕不饔虢蝗凇⒋秤胂执苡爰坛械墓蹋又诟母锟藕蜕缁嶂饕逑执ㄉ柚校嗣袢褐诘氖状淳竦玫搅司薮蟮姆⒒樱酚氲贝⒈就劣胪饫吹母魑幕戳魅绨俅ɑ阌诙#鱿至说贝泄幕乱荡蠓⒄沟那魇啤?br>
江泽民关于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的科学论断顺应时代的潮流,着眼于当代中国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及对人类文明事业的伟大贡献,为中国文化事业的未来发展定下了基调,明确了任务,深刻体现了中国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性的需要,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三个面向”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既是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又体现了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与“坚持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主题相呼应,江泽民又提出许多重要的概念和重要的指导思想。如1995年在对台关系八项主张和199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文化纽带”的概念和思想。在“七一”讲话中谈到:“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在十六大报告中又概括了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提出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同时,面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袭,江泽民也多次强调,要发展先进的、科学的文化,必须与各种错误的、偏狭的文化划清界限,要“努力改造落后的文化,努力防止和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和各种错误思想观点对人们的侵蚀,逐步缩小和剔除他们借以滋生的土壤”。面对21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目前世界各个不同形式的文明共同发展,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的未来走势尚难预料的形势下,稳住自己,抵制腐朽没落的文化潮流,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发展独具中国民族特色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传统和伟大的精神力量,无疑是对中国,也是对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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